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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顺60年代春凳少年已白头:母校拆了,但礼堂地板还硌着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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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顺60年代春凳少年已白头:母校拆了,但礼堂地板还硌着童年

      来源:潮客汇

       2025年04月24日 11:59 广东

      乡亲来电话,“老家的中心小学早就拆迁了”,我惆怅良久。这辈子能称上母校的,恐怕她是唯一,拆了,我心中再没母校了。

      六十年代的某天,自幼儿园玩起的同年阿哥秋,和我一起顶着春凳去学校报名。那时候,埔寨还不叫镇,小学一年级也不配桌椅,学生报名要自备。春凳是邻家阿婆借出,我也不知道头上顶着的竟然是古代房事家具,在我眼里,就是矮书桌。

      那时小学一年级有早修。所谓早修,不过是一位老师找个凳子在门口一坐,几十个学生点起煤油灯、树籽灯,窗外朝霞还没露脸,昏暗的教室里散布着闪闪烁烁的小火苗,拉长声调的读书声直透窗外:“大小多少上下来去,白天太阳晚上月亮,门口地里山上···”天天就这么背书,直至今日,我只需张张口,那课文便流淌而出,像泉涌,毫不费劲。

      小学一二年级,我在一座老祠堂度过。祠堂只是临时学堂,但却是古建筑,颇有历史。不过,小学生不懂欣赏,巴不得熬够两年,因为三年级可以就读“埔寨中心小学”。

      丰顺60年代春凳少年已白头:母校拆了,但礼堂地板还硌着童年

      能进中心小学,那时的兴奋劲,如今考上清华北大也不过如此。我进中心小学那年,母校围墙尚有几处断垣。也许我个儿小,大门口显得特别雄伟,进门红砖路,两列大红花,可见当年何等堂皇。围墙豁口多了,学生也不经大门,干脆两点一线,穿过操场直奔教室。大门被冷落了,我们“四年级一班”搞农业实验,就在大门内侧挖一个深坑。我们一大早跑几里外的小村庄,拾来狗粪埋入坑底——那是我平生唯一的拾粪经历,如今是主任医师的秋,也很难想象当年的勇气。那年头,学校一声号召,学生赴汤蹈火义不容辞。深坑种植一簇甘蔗,甘蔗非常争气,得个“农业实验一等奖”。如今看来,大门就像没落的贵族,那簇甘蔗俨然插在贵族燕尾服上的一束禾草,但当年只有兴奋没有滑稽。

      五年级的母校生活,记忆最深是经常扛着小锄头,锄头柄挂个小铝锅,锅里有大米咸菜,全班师生到十里外参加“引龙”水利工程。我写过一篇作文,有一句:“我喜欢引龙劳动,因为喜欢野炊。”班主任的友光老师头点一点,蓬松的头发也跟着抖一抖,手指敲敲那行文字说,“好,这句好,实在。”如今想来,我该感谢友光老师,要不然就凭这句话,给个“思想不端正”评语不冤枉。

      母校的主楼高达四层,楼顶有旗杆座,下层是教研室,地板一式的四方红砖铺就,一杯水倒下去,咝的一声就不见了,极为干爽。底层是大礼堂,礼堂占了二层高度,特别巍峨。我刚进母校时,斯大林的大幅画像还没有摘下,每次经过礼堂,仰望斯大林一手扶烟斗一手摊地图,不由得联想打倒美帝的宏伟事业,热血上涌,大有“天下者舍我其谁”之气概。当年的红领巾,理想就是解放全人类。

      直至被红卫兵布告“滚出学校”,才明白阿Q不是想革命就有资格的。

      主楼两侧分东西两院,各有采光天井,教室围绕四方天井而建。天井正中有一棵柏树,四周是紫薇之类的木科花树。东院属三四年级,西院属五六年级,刚好,东西两院我的教室都在最边上。围墙下凤凰树上那“知了知了”的一声声歌唱,直钻耳朵,夏日里凤凰树冠遮挡酷热。不过,凡事利弊各彰,凤凰树下就是厕所,腥风袭人,老师说那叫“阿摩尼亚气”,提神。

      小学六年级的生活,留给我极其复杂的记忆。本来全班同学相处和谐,社会上突然兴起“忆苦思甜”,一班小学生无端分出贵贱。“解放前我家吃番薯叶,你家吃什么?说!”吃什么家的无语可对,吃番薯叶家的得意扬扬。跟着“文革”来了,学校成了关人的“牛棚”,父亲还有几位老师都曾关在里面,六年级的语文老师再也没能出来。若干年后我重回母校,极力想象小学最后一年如何纯真甜蜜,但心里却酸甜苦辣全搅在一起,都是孩子,怪谁去?

      “文革”初兴,毕业证没领我就离开,从此,再没上过全日制学校。当初的失落早已释然,君不见,我比诺贝尔奖得主莫言,足足多读小学一年,皇恩浩荡。

      来源:客家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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