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煜昕|社区基金会在疫情防控中的行动空间及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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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煜昕|社区基金会在疫情防控中的行动空间及独特价值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 2020年4月9日

作者：蓝煜昕

蓝煜昕

清华大学管理学博士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助理教授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

院长助理

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社区很快成为抗疫主战场。在应急响应状态下，扎根社区的社区基金会又是如何寻找自己的行动空间的呢？广东省德胜社区慈善基金会（简称”德胜基金会”）是广东顺德何享健家族”和的慈善体系”的重要成员，由何享健先生于2017年捐赠5亿元人民币并通过”慈善信托+基金会”的形式设立，专门支持顺德地区的社区发展。以下简述德胜基金会在本次疫情中的抗疫行动，并用生态学中生态位（niche）的概念来理解社区基金会在基层应急事件中的行动空间和独特价值。

德胜基金会在广东顺德的抗疫行动

从2月1日开始筹划参与社区抗疫起，德胜基金会的抗疫行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紧急物资援助为主，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与顺德区青年企业家协会联合出资45万元设立”青企抗疫专项资金”，为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抗疫前线医务人员采购500套医用防护服，并通过顺德区义工联为一线抗疫志愿者购买防护物资、保险和其他服务；二是购买14吨消毒液，分发给容易被忽视的社会服务机构，包括顺德区十个街镇的93家幼儿园、22家残疾人康复机构、18家养老院、13家社工机构和4家长者饭堂。

第二阶段以面向社区和社会组织进行项目资助为主，动员更广泛的力量缓解社区防控压力和降低疫情带来的次生影响。德胜基金会经过与理事会的积极沟通，迅速调整全年资助预算，决定将三分之一的资金（1000万）提前用于社区抗疫。2月14日，基金会发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专项资助”，以顺德全区村（居）委会和在顺德区内开展服务的社会组织为对象，提供两类资助：一是社区防疫公益服务，包括防疫相关的志愿服务、互助行动、宣传教育、受疫情影响的弱势群体帮扶、心理支持等；二是对因疫情影响而运营困难的一线服务机构提供应急支持。

第三阶段多元力量面向多元群体共推“和善同心”。2月21日，在和的慈善基金会的统筹下，顺德慈善会、北滘镇慈善会的两个”和的爱心基金”加入行动，专项资助升级为”和善同心”社区抗疫计划，资金池增至2000万人民币。抗疫计划以村（居）委会、社会组织、医疗、残疾人康复和养老机构为资助对象，并通过社会组织间接服务于受疫情影响的一线医务人员、异地务工人员和社区弱势群体。截至3月底，”和善同心”计划五批次共资助261个项目，其中德胜基金会的资助项目214个，覆盖了顺德194个村居、17家社工机构及1个全区志愿者抗疫服务。

社区基金会在危机应急中的角色定位

在此次新冠疫情的特定情景下，很多社会组织在一开始都有一种无所适从感，德胜基金会的同事们也一直在思考到底能做些什么。抗疫的主力无疑是政府、医院和基层社区，在人员不能自由流动、自身没有物资储备、又缺少公共卫生专业知识的情况下，社会组织似乎什么都干不了。即便有资金也还不一定能买到抗疫急需的物资，也不如志愿者网络的脉络广，反倒有可能扰乱物资市场；即便有物资，也不能直达一线抗疫人员，无序输入很可能造成添乱和干扰。

在此背景下，社区基金会的行动空间到底在哪里？生态学中有生态位（niche）的概念，指的是一个个体或种群在生态系统中的时空位置及与相关个体、种群之间的功能关系。生态位的概念有两个重要的启发，一是要选择合适的生态位才能避免竞争、有利生存并发挥独特的功能，二是生态位至少包括时和空两个维度。在公益机构行动策略选择的适用性上，还可以在时、空两个维度的基础上再拓展一个维度，即对象选择（targeting）维度。我们从这三个维度来看德胜基金会是如何结合自身的资源和优势，找到合适位置的：

时间维度。对于灾难救援或危机应对类行动来说，时间是最重要的考量维度，不同时间节点需求不一，不同主体的潜在贡献也不一。正如Iwill志愿者联合行动关于疫情救援四阶段研判（图1）的分享所示：疫情冲击初期，不确定性很强、情况不明朗，需要基于理性和科层决策的政府尚未及时充分发挥作用，此时最重要的角色是行动迅捷的志愿者；疫情中后期的次生灾害和服务需求才是大多数服务类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优势阶段。德胜基金会第一阶段的行动以防疫物资应急救援为主，并通过义工联支持一线抗疫志愿者，第二阶段则转向能减轻疫情影响的相关抗疫服务资助，在时机的把握上非常务实且契合疫情发展的阶段性需求。

图1 新冠疫情救援四阶段研判（来源：转自Iwill志愿者联合行动杨团、思语、翟雁）

对象维度。受益对象的精准选择（Targeting）是公益组织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和善同心”社区抗疫行动的资助对象选择非常明确。一是紧急支援残疾人康复机构、养老院、长者饭堂等这样一些相对容易被人们忽视的服务场所，以及受疫情影响可能出现运营困难的一线服务机构。二是专项资助参与抗疫的村居委会、社工机构及其他社会组织。在常态下，顺德这些组织的项目资金主要来源于三大部分，包括政府购买服务、政府主导的”众创共善”公益创投和德胜基金会的”和美社区”计划。在疫情应急的特殊时期，社工机构也在积极协助政府和社区抗疫，但此时政府并不能面面俱到，一时间照顾不到社工机构的额外投入，”和善同心”的项目资助成为持续陪伴这些社工机构、社会组织的重要专项资金来源。三是大面积资助村居委会，作为在政府资金之外的补充，重点支持其动员社区志愿者参与和自助互助项目，在缓解社区干部工作压力的同时也在传导社区多元共治的理念。

空间维度。空间关注如何处理与组织生态中其他主体的竞合关系。德胜基金会在基层抗疫的诸多主体中占据了社区和社会组织的陪伴者、资助者和联动者的恰当角色。不同于政府在社区、医院抗疫的主力角色，基金会是补位者，是社会服务者的服务者；不同于另一类传统的慈善会，慈善会在应急状态下更偏重在接受社会捐赠和慈善物资方面充当重要角色，而社区基金会则偏重于资助服务项目和社区动员中发挥作用；也不同于义工组织、社工机构等一线志愿者组织或一线服务机构，社区基金会是这些组织的坚强后盾和联动者。社区基金会与其他组织的联动协同非常突出，以初期的消毒液和其他抗疫物资捐赠为例，面向服务场所的物资基金会只负责采购，运转配送则通过区、镇两级慈善会体系来达成；面向志愿者的支持，则通过与区义工联合作来达成。依托于自身的资源特征和项目管理经验，德胜社区基金会在政府、企业家、慈善会以及社区、社会服务机构、志愿者之间拓展出行动空间，展示出独特性。

由此可见，德胜基金会上述看似简单的行动背后却有诸多考量，在当地社会组织生态、乃至整个抗疫生态中找准了自己的生态位，并充分联动协同，发挥了独特的优势和功能。

社区基金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独特价值

基于德胜基金会抗疫行动案例，把社区基金会放到整个公益生态和地方治理体系中进行审视，我们看到其三方面的独特价值：

一是扎根本地、接地气。与其他关注社区抗疫的公益机构相比，社区基金会扎根于基层社会网络，对本地需求、行动场景的把握更为精准。此次疫情响应行动中，万科公益、联想公益、招商局慈善、正荣公益等基金会等机构发起”社区战疫”支持联盟，对全国范围内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抗疫起到了很好的倡导和助推作用。但相比之下，社区基金会在支持本土社会组织方面更具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方面对地域范围内的社区、社会组织已经有充分的了解和信任关系，资助内容更符合需求、程序上更简洁灵活；另一方面资助也更成体系、服务和陪伴更完整。德胜基金会的项目申请只需要填写简单表格，抗疫支持计划2月14日发布申报公告后，20日即公告第一批资助项目，22日第一批项目经费就拨款到位；基金会还及时向政府沟通、汇报情况，为社区和社会组织的抗疫行动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二是体制优势、反应敏捷。德胜基金会能够很快调整全年预算并把大量资金用于抗疫行动，能够很快回应地域内社区和社会组织的需求并填补空白，这得益于其民间属性、资金来源和高效的决策机制。与远离社区的基金会相比，其理事会成员为本地精英，对社区形势足够敏感；与官方背景慈善组织相比，其资金来源相对单一，决策程序简单灵活、自主性较高，不需要考虑层层审批和严苛问责。一切都基于务实的考虑来回应本地的需求，高效迅捷。

三是社区基金会的情感面向和社会关系的建构。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也是与其他基金会和官办组织相比最大的不同。事实上整个”和的慈善体系”都在扮演这种地方情感营造的功能。”和的慈善体系”以创新创业基金会为核心的”和衷共济”计划（2亿人民币）扶持小微企业，以德胜社区基金会为核心的”和善同心”计划扶持社会组织和社区，在疫情对本地经济和民生带来冲击的背景下，代表着顺德民间互助的传统道德力量。可以预见社区基金会与政府财政支持的效果将非常不一样，这些受到资助的小微企业在度过难关之后，很有可能也会再反哺顺德社会；对社区和社会组织的资助则会增强社区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在基层社会治理与服务中营造合作协同的生态和氛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社区基金会撬动民间慈善，更撬动乡土情感。

此次新冠疫情对整个中国公益慈善行业来说都是一次考验，我们认识到对于这样的公共卫生应急事件，中国公益慈善行业并没有准备好。在财力和途径多元的企业面前，在响应迅速的志愿者组织面前，乃至在非传统慈善组织、但动员力量巨大的校友会之类组织面前，职业的公益慈善组织都稍显笨拙无力。但另一方面，我们本来也应该对公益慈善机构在重大危机应对中的角色保持适中的期待，唯有如此才能更清醒地认知到自身的局限，找到自己合适的生态位，更积极地跨界链接，与其他行动主体形成协同或协助关系。

最后，对德胜基金会乃至”和的慈善体系”扎根基层的现代慈善之路、对其对形势的敏感性和务实的态度致以敬意。

我院院长王名教授参加全国政协委员代表座谈会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 2019-09-20

9月16日下午，全国政协在北京召开历届全国政协委员代表座谈会。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副主席张庆黎、夏宝龙与31位历届全国政协委员代表齐聚一堂，共同回顾人民政协和新中国一起成长、一起前行的光辉历程，共同分享在人民政协履职的宝贵经验和美好回忆，共同展望新时代人民政协事业发展进步的光明前景。

我院院长王名教授参加此次全国政协委员代表座谈会。

文章部分内容转载自“人民政协网”公众号文章——《和汪洋面对面座谈，这10位委员大有来头！》

蓝煜昕：乡土情感与基层治理 | 对话佳作030期

2020-05-22 11:30，来源：搜狐新闻

编者按

本世纪初以来，我国社会治理受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深重，过于聚焦分权、效率等理性视角，忽视了情感等传统要素的治理功能。实际上，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存在一种联结诸多传统文化要素并影响个体和群体行为的乡土情感场域。这种“乡情”是基于经济纽带、社会关系和共同文化符号的一种地域情感和认同，可以通过一定社会资本机制对基层社会治理发挥出积极作用。本期我们邀请到清华大学助理教授蓝煜昕老师围绕“乡情治理”相关问题做进一步延伸。

嘉宾简介

蓝煜昕，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助理，《中国非营利评论》执行主编。研究方向为社会组织、社会治理、慈善与社会创新。

蓝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公共管理共同体平台“对话佳作”栏目的专访，以下是我们的访谈问题。

Q1：据我们了解，您的本硕博均在清华大学度过，本硕期间又属于工学背景，请问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跨向公共管理领域呢？

蓝煜昕：

仔细了解清华公管学院的老师，会发现工科背景或跨专业的老师比例很高。我个人当初从工科转向社会科学，是源自一种模糊的意识，即感到自己认知结构存在很大问题，以至于在关注一些社会问题或时事动态的时候缺乏批判意识，或者因为欠缺社会科学知识而没有能力更好地认知。举个例子，那个时候的网络论坛水木清华还很活跃，有些版面会经常讨论一些时事问题，我一度发现产生争论的A、B双方的相互辩驳都很有道理，然后就思考我为什么看不到这其中的事实或逻辑破绽？可以说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自我怀疑是进入社科领域的潜在动力，而选择公共管理则是因为公共管理的跨学科属性和当时清华公管学院在校内的吸引力。

Q2：您是基于什么契机开始关注到情感要素在现代社会中的治理功能的？您聚焦到县域这一层级来谈乡情治理有哪些考量呢？

蓝煜昕：

这篇文章源自我们对顺德社会治理创新的调研。一开始我们进入的时候并没有预设研究视角，而是想看看顺德到底在社会治理领域有哪些新的做法。结果顺德的社会治理实践如此丰富而精彩，让我们非常惊喜，有很多值得深入研究的点。“乡情治理”的提出则源于我们试图把握顺德社会治理创新的总体特征。我们反复对照顺德与我们去过的其他地方的差别，对照那些在文献中被提及的各个方面，最终认为寓于经济社会纽带和文化基础中的乡情是顺德最为独特的面向，而这种文化传统和情感资源也正是顺德地方政府重视且在社会治理实践中不断开发利用的。事实上，我们团队先后5次去顺德，走访了多个政府部门、所有10个街镇政府和部分村居，所见、所闻以及与顺德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人士互动中的所感，无时不在体验着顺德本土传统文化的影响，体验着顺德人自己挂在嘴边、也通过对话和行动透露出来的爱乡、务实、开放等精神特质。所以对情感要素的关注是源于在案例情景中的直观感受和对实践、理论的比较、反思，是来自于现象而非理论，是归纳而非演绎的。

至于在层级上为什么放在县域，我们也仔细斟酌过这个问题。一方面，这是顺德这个案例本身体现出来的特征。顺德的乡情共同体实质上是一个嵌套体系，在村居、街镇、县域三个层次上都有清晰体现，但我们认为村居、街镇的体系和县域乡情共同体存在内在的一致性，例如街镇之间的产业、文化竞争是良性的，“顺德人”的整体身份及其所蕴含的公共利益是超越街镇小共同体利益的，同时“顺德人”的整体认同也比街镇、村居的符号来得更明显。另一方面，我们也在思考顺德案例的价值和可推广性。从实践的角度来说，街镇、村居层次的乡情治理或其他学者提到的乡贤治理都是很有探索价值的，但我们也认为小共同体对于更大范围内的社会治理也存在一定的风险，正如我们在文末提到情感资源的运用要提防帮派文化、圈子文化。乡情治理必须将传统要素置于现代分权、法治等制度安排之上，必须与现代性相结合才能焕发新的生机。相比之下，县域这样一个层次可以在现代性和传统性的结合上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平衡，当然这一点也留待进一步讨论或实证。

Q3：您如何看待乡村地区的异质化、开放化及空心化对乡情要素的冲击？

蓝煜昕：

乡情要素发挥作用是有基础的，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存在这个基础或能够找回这个基础，因此乡情治理（作为一种理想型）也有一定的适用范围。我认为基层治理最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尊重多样性而非统一性，最害怕的就是一个地方的模式发挥作用就全域推广。不同乡村的未来走向存在差异，例如有些高度空心化且自然条件恶劣、资源禀赋有限的乡村可能最好的归宿就是逐步消亡。基层治理创新更适合各地结合自身的社会文化基础和资源禀赋进行学习和水平扩散。涂尔干讲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现代社会分工和人口流动造成的乡村异质化和开放化是不可避免的，社会团结所依赖的纽带及其属性也在发生变化。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分权、法治等现代性的基础性作用，而基于在地性的情感要素可视为补充、调和或现代治理体制得以更好运行的润滑剂，不能寄予超出其实质功能的期待。

但另一方面，可能与本人小时候在乡村的生活经历和对乡土的情感有关，我认为正因为时代的快速变迁，我们需要去“抢救”或“重新激活”那些尚未消失的乡情要素。事实上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乡村发展和治理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未来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想象和选择：西方社会以城市为基础的、“流浪的”、“无根的”生活方式是否是我们想要的？对于缺少宗教传统、但“根文化”和乡土情结浓郁的国人来说，符合中国文化特征和中国人心灵归属的城乡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子？未来中国人的生命和生活是否可以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建立起更自然而有机的链接？例如：是否可以在有资源禀赋的地方促进以小城镇为中心的城乡融合发展为主，经济要素、基层设施和就业机会向农村流动，使部分人可以离土不离乡？对于向大城市流动的人来说，是否可以通过在农村再造祠堂等家族文化符号、发展乡情经济、乡村养老等方式来保持其与乡村故土的链接？这样的想象不仅仅是情感上的，还具有很强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意涵——乡情共同体的自足、互助也是社会韧性的来源，是城市的坚强后盾，很难想象在面对新冠疫情这样的重大危机时，若没有乡村社会对劳动力的吸纳和缓冲，经济和社会秩序会是什么样子。文化、情感、社会纽带和未来生活秩序是一个很庞大的命题，如果从古今、中西方比较的大视野下去理解乡情，也许可以看到其更重要的当代价值。当然，这种附带个人经历和情感的想象能在多大范围内引起共情尚不可知，对已经完全“城市化”的当代年轻人来说，乡情也许已经很遥远，无法泛起心灵的涟漪，但城乡的有机链接依然代表着一种有前景的选择。

Q4：您认为乡情治理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条件有哪些？对于地方凝聚力天然较弱的区域而言，您认为乡情治理应当如何实现？

蓝煜昕：

上一个问题的回答已经部分涉及到这个方面。在《乡情治理》一文中我们试着对乡情发挥作用的逻辑进行了总结，再需要强调的三个条件是：（1）有持续的经济社会纽带和文化基础；（2）在分权、法治等现代观念的保障之下，避免其潜在的狭隘倾向；（3）党和政府，以及基层治理的制度安排给乡贤、传统文化习俗、民间慈善等乡情要素提供发挥作用的空间或平台。我认为基层社会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文化基础、领导力、组织、机制、资源等各个方面，很多要素是相辅相成的。对于地方凝聚力弱的区域，通过挖掘本土文化符号、重塑情感纽带等方式来增强凝聚力是可能的，但必须强调其系统性，凝聚力需要在公共事件中、活动中才能得以塑造、体现和积累，因此社会建设、文化建设要与乡村综合发展、基层治理制度建设结合起来才可以实现目标，而且这一过程是需要时间的。新乡建和社区营造在这方面有很多尝试。

Q5：文章中提出“乡情治理”是“自治、德治”的一种重要途径，那么基于情感场域的乡情共同体是否会给地方的法治带来冲击？比如出现前段时间的热播电视剧《破冰行动》中的现象？

蓝煜昕：

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前面也已经强调了乡情治理是传统要素与现代要素的调和，顺德社会治理创新首先还是要看其自行政体制改革、社会体制综合改革以来的顶层设计及其中蕴含的现代分权、法治理念。乡情与法治的张力问题让我们联想到帕特南关于社会资本的功能的讨论，他区分了bonding social capital和bridging social capital，对其他群体或更大范围的利益来说，某个群体的bonding social capital显然也可能带来负外部性。在一些传统宗族势力发达的地区，乡村民主选举中暴露出来的宗族操纵和暴力在过去时有耳闻。最近还看到有一本历史著作专门探讨乡谊与政治，乡党盛行显然也可能造成更大范围内的政治参与和资源分配不公。

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认为县域可能是推动乡情治理的最佳层级，既避免了更小范围内乡情的狭隘和缺少监督，又不至于范围太大而文化异质性太强。此外，作为乡情载体的文化符号、地方精神本身的属性也很重要。比如顺德地方精神中的奋勇争先本身就强调良性竞争，创新精神本身也蕴含开放和包容。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顺德本地街镇、村居之间的文化竞争是比优，经济在总体上是差异化发展、合作互惠；顺德人对外地流入的新顺德人接纳度较高，公共服务均等化也做得很好。或者我们可以认为，法治、开放、包容这一类具有现代性的标签本身也可以作为乡情共同体的文化基础。对顺德来说，这种现代性与顺德作为改革开放桥头堡的地位和历史格局有关，也受到毗邻港澳的地理位置影响。当然顺德社会也并非不存在张力，“人的现代化”以及新顺德人在社会治理中的参与依然是需要关注的问题。

Q6：您认为乡情治理与现代治理框架除了有融合的一面之外，两者间存在哪些张力？

蓝煜昕：

首先，乡情与传统并不能完全划等号，虽然“乡情”听起来很传统，但现代性更强的文化纽带和地方精神也可以发挥凝聚乡邻的功能。其次，也需要界定什么是“现代”治理框架。如果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语境下理解，主流的话语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基层社会治理则普遍讲“自治、法治、德治”或“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那么乡情治理蕴含在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框架之中。

当然，我理解这里想要问的是指作为中国传统治理要素的乡情与源自西方现代治理理念中的某些要素之间的张力。例如乡情共同体与个人主义之间的张力，前者责任本位，而后者是权利本位，强调个体免于集体和国家压迫的权利。再如情与法的张力，前者蕴含规则变通和非正式权威，后者则强调程序正义和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我认为二者在出现冲突时还是必须尊重法治的基础和保障地位，但二者的张力和平衡必须在一个具体的情境中进行分析才有意义。此外还应该关注前面提到的共同体利益与更大范围公共利益之间的张力，即狭隘圈子文化、地方保护主义等带来的负面影响。

非常感谢您能够接受我们的专访，祝愿不断有高质量的学术成果！

本期访谈：景申榆，任自建，高光涵，张珺，成纪宏

本期编辑：任自建

审稿校对：高光涵，张珺，景申榆，成纪宏

蓝煜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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