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武权
出品 | 网易浪潮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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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牛肉火锅，根固发达的宗族是人们对潮汕的第一印象。
祠堂、长老和繁复的礼数支起潮汕人社交的三角。在潮汕，任一行业中必然找得到一串相互支持的同姓老板；一个企业背后肯定有一票血脉相通的周边商；哪怕小小村支书，也大概率来自丁口兴旺的家族。
为什么潮汕宗族如此发达？为什么在北方宗族结构基本瓦解殆尽的今天，潮汕依然能将宗族发扬光大？潮汕宗族到底给潮汕人带来了什么？其实，当代潮汕宗族的繁盛，并非凭空出现，而是深远的历史传统于今日再现。
灾难前的堡垒
需求驱动市场。历史上，潮汕宗族这一“产品”的出现与兴旺，全赖民众在苦难现实中的呼唤。
唐朝以来，潮汕凭借地理位置的优势成为海上贸易门户，拥有柘林湾、程洋岗、樟林港等近十个良港。海运和贸易的发达，让恩格斯也赞叹“汕头是远东地区唯一一个具有商业性质的城市”。
而哪里有商船，哪里就有海盗。明朝初年，中国的东南沿海出现了兼职海盗。官兵来查，他们变身渔民，曳舟捕鱼，老实巴交；官兵一走，他们化身海贼，明火执仗，凶神恶煞。到了晚明，海上掠夺成了不少人的职业选择和生活方式。
19世纪初的南中国海海盗 / The Patriots
当时最著名的海盗组织——林凤海贼团，全盛时期有三百条船，逾四万人，战斗力爆表。1574年，他们甚至打下了西班牙殖民者的菲律宾总督府，堂而皇之安营扎寨。
潮汕人饱受海盗之害。1552年，潮州有95万人。翌年，海盗起兴，于随后二十年间大举入侵18次。1574年，潮州人口暴降至71.25万，减少了四分之一强，财产损失不计其数。
普通人单枪匹马，面对成群结队的海盗毫无还手之力。想要自保，唯有团结。在国家海防不牢、安保市场空白的古代，建立在血缘上的宗族成了组织这场人民战争的天然力量。在宗族的动员调度下，反海盗战斗紧锣密鼓地展开。
以宗族为单位的防务收效甚大。《潮州府志》载：“古时大乱……初穴洞山楼，苟存生命，后遂有负固（村寨）者，往姑不论……”。1630年，潮汕地区的人口又重新达到95万，在人如草芥的乱世中，年均增长率竟有5.2‰。
凭宗族庇护幸存下来的潮汕人，自然牢记团结宗族这一最要紧的生存策略。
宗族为防海盗而建成了石隘门 / Pinterest
16世纪后叶，大规模海盗危机解除，社会的稳定带来了人口的增长，这时潮汕人开始面临新的困境——耕地不足。
学者黄挺根据《嘉庆重修一统志》得出这一时期潮汕的整体人口增长速度达到了9.1‰。到1812年时，潮汕一地容纳了221万人，比清初翻了一倍还多。
但潮汕的耕地远不能满足剧增的人口。明清史专家郭松义推算出全国人均耕地面积约为7.8亩；但位于两广丘陵的潮汕，多山坡低谷，人均耕地只有3.4-3.7亩，还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紧缺的耕地自然引起鹬蚌相争，潮汕的富商大贾与民争利，囤积田地高价出租，以致大量底层民众无地可耕，无粮可食。于是，潮汕人打响了以土地为核心的争夺战，宗族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一方面，宗族为土地纠纷提供了调解的场所。不管是自家的牛被强占，还是地被强占，亦或是牛和地一起被强占，当事人都能“由亲友耆老和解”。如不成则“诉诸各房分祠”，交由族中德高望重之人处置，再不成还能求助于叠绳堂——宗族间长老联合会议。
陈氏凤塘上水鲤承凤公墓纪念活动暨潮汕陈氏宗亲联谊会议在潮州市潮安区凤塘镇大埕村举行 / 陈氏宗亲网
另一方面，当土地矛盾激化，言语调和不得时，宗族变身武力取胜的坚实后盾。宗族为争地械斗出人出钱，做好“战争”的动员和后勤。
《豪山陈氏族谱》中着重记载了某次争地械斗中死去的40多人，并在其名字后加上简单的事迹介绍，比如“ 御敌为父卒贼”、“捍寨武勇奋举”、以及“守寨杀贼，以戕其躯”等。
宗族的努力最终让粮食危机得到了缓解。到清代中期，尽管人口依然爆炸式增长，但潮汕已经摆脱粮食危机，并大宗出口稻米。明代嘉靖年间，揭阳县共有耕地616350亩，到了清朝乾隆时期，实际耕作的土地已有656173亩，人均耕地面积也达到了15.6亩，一洗不及平均的前耻。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潮汕人利用宗族抵御外部风险，安全地度过了一次又一次天灾人祸。但没想到，潮汕宗族本身却遭遇了最严重的一次危机。
二十世纪中叶来临，族权变成了“ 压迫中国人民的四大权力体系之一”。宗族被当作“一种地方势力、富人的腐败政权工具、迷信和封建习俗的阵地以及反抗政治权威的势力”。
2017年4月2日上午，合肥举办李鸿章报恩祠（许氏宗祠）重修公祭大典 / 视觉中国
秉承这一理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解放区的宗族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新中国成立后更是掀起了全国性的反宗族浪潮，潮汕地区自然不能幸免。
据广东省土改委员会统计，建国时，潮汕地区60%以上的耕地由宗族所有，33%的土地是专作族产的公尝田。经过一轮土改，潮汕实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耕地大平均，人均亩数为：地主0.68亩，富农1.16亩，中农1.01亩，贫农0.93亩，雇农1.03亩。
但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去看宗族历史，会发现潮汕、福建和江西部分地区的宗族顽强地活了下来，而北方地区的宗族基本都灭绝了。潮汕宗族究竟有怎样的生存秘诀？
事实上，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和经济改造，并没有彻底清除潮汕根深蒂固的宗族意识。在建国后火红的三十年中，潮汕的宗族之火并未熄灭，只不过转如地下，保存火种。
数量可观的族谱在60年代销毁古物的风潮中逃过一劫，同时在宗族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祭祀仪式也保存了下来。
2014年6月28日，湖北咸宁。雷家新修起祠堂后，发现一个问题：雷家祠堂已经毁了几十年，所有的祖宗牌位全没了。雷家人只能从网上下载了几张雷家族谱上记录的几个历史名人，把他们的画像用电脑打印下来，挂在祠堂内 / 视觉中国
宗族的权力结构还改头换面，宗族长老自己当起了小官。学者黄挺在60年代下乡住到林姓的单姓村，发现每两年一换的大队书记和队长就由该姓的三个房头轮流担任。同时，他也观察到在具体的治理过程中，比如处理邻里矛盾，商讨购置农机等，代表官方的干部通常不如曾担任宗族长老的人有威望。
南北宗族复兴程度的差距可以从管制的严宽上找到原因：北方靠近中央，宗族不敢造次；南国天高地远，国家权力有着许多不及的角落。文化上的宽严不一，注定了北中国的宗族不会恢复到历史上的顶点。
潮汕的华侨资源极其丰富。1911年时就有294万潮汕人在异国经商，建国前部分宗族约有2/5的成员在海外生活。
无处不在的潮州会馆 / Blogger
八十年代伊始，当地政府为了吸引海外的潮汕人到大陆投资，便改变口径，不再将华侨称作帝国主义的特务和间谍，而是亲切地唤为炎黄子孙和龙的传人。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血浓于水的宗族纽带是重要的宣传工具，号召潮汕华侨回乡探亲，让他们在亲情上头时一激动给家乡带来外汇和投资。1997年，普宁市的颍川源流研究中心华侨福利会就在这一背景下诞生。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潮汕地区允许潮籍侨胞与故土宗族的“重修旧好”。这在九十年代的民间掀起了复修族谱、再建宗祠的热潮。
华侨对宗族兴起的带动作用不言而喻。尽管北中国的宗族在古代同样繁盛，建国后和潮汕一样遭到打压，但北方宗族把鸡蛋都放在国内这一个篮子里，没有在海外留下备用种子。所以，当九十年代潮汕华侨络绎不绝地寻根祭祖，引发攀亲认戚的狂潮时，北方大地一片死寂，没有人来唤醒北方人的宗族意识。
跟着宗族有肉吃
不过写到这里，我们还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为什么潮汕人要抱着宗族不放？
要知道，无论是海盗的骚扰，还是土地的战争，多灾多难并不足以解释潮汕宗族为什么能够留存数百年之久。如果遇到风调雨顺的年份，宗族这一共同体本应该彻底瓦解。
事实是，潮汕人意外发现了宗族最核心的作用：做生意。宗族不仅帮潮汕人解决了海盗问题、温饱问题，还帮他们铺就了经商致富的小康路。
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1860年，潮汕成为新一批开放口岸，他们围绕在宗族旁侧，以家庭企业的形式激活了经商技能。
19世纪，开放口岸后的汕头 / 汕头市港口管理局
潮商起步的年代，市场并不健全，缺乏稳固的信用体系，后者乃商业之本。宗族的出现让这一难题迎刃而解。
一个人的信用不足以让商业伙伴信服，但加上宗族里成百上千号人就让人安心得多。宗族内牢固的家族关系成就了地方性商业信用网络。宗族之所以愿意为个人担保，是因为在宗族观念下，个人对宗族负责，宗族对个人拥有“所有权”，族人一荣俱荣，一辱俱辱。
除此之外，在商业运作中，宗族为潮汕人提供了必要的商业资本，有宗族站在背后撑腰，无往不利。
国美电器的黄光裕就是潮汕人，他创办国美的初期以及后来成功争夺国美的控制权，就是依靠家族集资的力量。如今尽管黄光裕锒铛入狱，但国美电器的运营仍掌握在他所在的宗族手中，他本人也依然在幕后策划。
黄光裕 / 视觉中国
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普通人商业素养不甚发达的年代，潮籍商人想找靠谱的帮手扩大经营，也只能在本族挑选对商战耳濡目染的亲友。恰合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之言：“中国侨民企业不过是家庭纽带在空间维度上的扩展”。
当代潮商中另一个巨头宝能系从创立开始，就带有潮汕特有的宗族气味。宝能集团里的姚振华和姚建辉兄弟俩轮流交换法人代表和董事长的职位，哥哥负责快速现金流，弟弟主理宝能控股。
珠江集团的朱孟依家族实行的也是家族管理企业，朱孟依的大哥朱拉伊主管广东新南方集团有限公司，三弟朱庆伊主管珠光集团，但朱氏三兄弟旗下这众多公司之间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得到宗族帮助的潮籍商人在回报恩亲上也毫不吝啬。
发了财的潮汕商人回到家乡大肆祭祖，修缮宗祠，以此感谢宗亲在发迹前的赞助。据统计，自1860年开埠至1949年，潮汕民间修建祠堂2000余座。宗祠与祭祖的豪华程度也成了宗族间彰显实力的手段。
老市区最著名的建筑是汕头百货大楼，高7层，前身是1932年华侨集团集资创办的“南生公司” / Marwind
即使普通潮汕人无法享受到大买卖带来的巨额回报，但他们依然能够依靠宗族确保自己衣食无忧、互帮互助。
在潮汕，很多人家经营着规模不大的工厂，靠生产鞋服玩具为生。当旺季来临需要增加投资扩产时，他们不会去找银行，花数月来办几十万的小额贷款，而是直接找本村宗族组织的标会渡过难关。
宗族是这种民间地下金融服务的信用保障，血缘为参标人吃下了定心丸。2011年时，汕头农村兴起了20人每月集100万的标会潮流，让当地族人开办的中小企业成功渡劫。
对于那些没有能力养活自己的人，潮汕宗族负担起了社会救助以及慈善体系。在潮汕农村，宗族内以及宗族间结成了“老人组”和“亲人会”，促成族人间的帮助与团结。某人老无子女而亡，老人组就会出钱出人为其料理后事，让他按照礼俗走完最后一程。这在全国其他地方并不多见。
尽管潮汕人从宗族中受益颇多，但当代反对它的呼声越来越高。潮汕宗族人情网络过于密集，平民百姓没有立足之地，虽然出了不少富商大贾不假，但对大多数无权无势的人而言，宗族人情成了发展的枷锁。
无法调动多数人创造力的汕头，常年在在五大经济特区垫底，32%的潮汕籍大学生明确表示绝不在家乡发展，66%的学生对回乡就业持观望态度，仅有2%的人打定主意，少壮归乡。
对发达的潮汕宗族为了保证家族延续和生产经商，自古以来就对男孩有着病态的偏好。这股风气之下，潮汕成了许多外地女性不敢嫁去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