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快评】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央视网 潮客小镇网 2021-08-17
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研究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做好金融稳定发展工作问题。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努力方向和实践路径，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坚定决心，再一次彰显了总书记深厚的人民情怀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强大思想指引。
回首百年历程，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根本目的就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从一穷二白到全面小康，从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到迈向共同富裕，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发生质的飞跃，更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奠定了坚实基础。实践证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增进人民福祉，我们就一定能推动社会主义向更高阶段迈进，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
促进共同富裕，必须准确把握共同富裕的内涵和要求。要深刻理解“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的精神实质。覆盖面上，要把握全体，而不是少数，鼓励勤劳创新致富，为更多人教育赋能、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力度上，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节奏上，要循序渐进，对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有充分估计，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径，总结经验，逐步推开。
实现共同富裕，既要把“蛋糕”做大，又要把“蛋糕”分好，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做大“蛋糕”，前提在于高质量发展。要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为不同区域、行业、企业创造更好的高质量发展环境，让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筑牢发展的基本盘。分好“蛋糕”，目标在于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要着力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等。
中流击水越险滩，扬帆破浪再启航。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时刻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笃定前行，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而努力奋斗。
央视评论员
责任编辑：孙逊
两个“决不能”，折射习近平“共富”考量
2021年08月12日 21:55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北京8月11日电 题：两个“决不能”，折射习近平“共富”考量
作者 钟三屏
“学校不能把学生的课后时间全部推到社会上去”；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要毫不动摇把公益性写在医疗卫生事业的旗帜上，不能走全盘市场化、商业化的路子”……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这几个“不”，道出中国民生领域的“急难愁盼”，也透露出“实现共同富裕”的国家雄心——决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决不能在富的人和穷的人之间出现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从中共十九大作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论断，到今年年初，习近平提出实现共同富裕这项工作“不能等”，要“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共同富裕不仅仅是一个口号”，外界已经洞悉其间释出的鲜明信号。
在7月1日中共百年华诞庆典上，习近平宣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观察家认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急难愁盼问题”是抓手，公平正义是价值标尺，共同富裕则是终极目标。聚焦民生痛点，是促进社会公平的宏大改革的一环，更会有民众“看得见、摸得着、真实可感”的改变，可以推动中国在奔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积小胜为大胜。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一个基本理想。随着中国持续发展，“蛋糕”做大了，如何把“蛋糕”分好的问题就摆到了更突出位置。外界认为，中国的发展取向正朝“两个转向”调适——由注重效率转向更加注重公平、由强调先富转向更加强调共富。正如邓小平所说，“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
如今，中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新发展阶段推动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根据中共制定的时间表，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
基于此，“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等表述，越来越频繁出现在中国政治话语里。共同富裕作为一项“长期”“现实”任务，被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近期，浙江作为全国首个试验田，启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引起海内外高度关注。
基于此，在持续补齐农村贫困群体的公平短板后，国家发力城市人群的民生改善，围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祭出组合拳。近期，重点民生领域集中迎来强监管信号。
——重拳整治校外培训行业，点名学区房炒作，开启推行“多校划片”……每个动作均指向中国家庭“养不起”的教育焦虑。
——多部门联合整治楼市乱象、酝酿新一轮房地产税改革、给房企和银行设红线……让市场见识了“房住不炒”政策的恒力。
——医药等领域将开展反垄断执法，“国家队”药品集采常态化，谈判专家“灵魂砍价”深入人心，药品耗材降幅50%以上，在在显示政策直面“看病贵”难题。
这些拆解民生痛点的大招，有“破”有“立”、有“长”有“短”、有“疏”有“堵”，无不指向“公平”“共享”。这些大招也是从民众“急难愁盼”的细微处着手，“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让共同富裕在现实生活中更可感。
未来，随着更多剑指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的“制度安排”不断完善，随着共同富裕的拼图一块块拼合，中华民族的基本理想终将成为现实。今日之中国、当下之作为，也将为公平正义这个人类永恒课题的求解提供一种可能与参照。(完)(图片素材来源：新华社 中新社)
（责任编辑：冯虎）
习近平这次重要指示，事关共同富裕
海外网
发布时间: 2021-04-15
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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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学习小组
【学习小组按】
近日，习近平对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东西部结对帮扶关系，拓展帮扶领域，健全帮扶机制，优化帮扶方式，加强产业合作、资源互补、劳务对接、人才交流，动员全社会参与，形成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东西部协作推行20多年来，对先富带后富、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作出了重大贡献。今天，小组和组员谈谈这一制度。
一
东西部协作最初叫“东西部扶贫协作”。制度的缘起，主要是改革开放后东部和西部发展的不平衡。电视剧《山海情》有个场景：当宁夏女工来到福建时，从没见过的“雪花膏”“花衣裳”令她们艳羡不已，这是当时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一个直观体现。
对于这个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中央是早有判断的。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曾对沿海帮扶内地发展作出战略安排：“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一个大局。那时候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上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逐渐凸显出来。中央开始对东西部扶贫协作作出制度安排。
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指出，经济比较发达地区要采取多种形式帮助贫困地区加快发展。
1994年，国务院初步提出，京津沪等大城市和广东、江苏、浙江、山东、辽宁、福建等沿海较发达的省，都要对口帮助西部的一两个贫困省、区发展经济。
1996年5月，中央作出了“东西部扶贫协作”的重大决策，确定9个东部省市和4个计划单列市与西部10个省区开展扶贫协作。同年10月，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进一步作出部署，东西部扶贫协作正式启动。
20多年来，随着帮扶的结对关系不断调整，东部和西部逐步形成了政府援助、企业合作、社会帮扶、人才支持等主要协作方式，涌现出了闽宁协作、沪滇合作、两广协作等各具特色的帮扶模式。
2016年7月，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开展20周年之际，习近平来到宁夏主持召开座谈会。他指出，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的大战略，是加强区域合作、优化产业布局、拓展对内对外开放新空间的大布局，是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大举措。
二
东西部扶贫协作的落脚点在“协作”而不是单纯地“撒钱”。相较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具有资源丰富、劳动成本低、消费市场潜力大等后发优势。东西部在人才、资源等要素上的互补关系，形成了协作的基础。
经过多年探索，东西部扶贫协作从最初的单方面“输血”变成了东西部互利共赢的局面。西部地区一旦找准自身优势，就能“土货”变“山珍”，与东部形成互补，进行错位发展。
比如地处高原的宁夏，虽然自然条件相对恶劣，但因为纬度和气候适宜，宁夏成为福建葡萄酒企业理想的种植地。还有四川的乌蒙山区，虽然没有适合耕种的平原，但这里丰富的水电资源具有留存电优势，可以满足沿海地区纺织产业转移升级需求。2019年，浙江一家纺织公司投产，当年营收2亿多元。
沪滇合作中，云南的茭白、茭瓜、无筋豆等优质农副产品能精准对接上海市场，经过上海海洋大学等专家教授的点拨，云南人甚至还养起了上海人最爱吃的清水大闸蟹。
2015年至2020年，东部9个省份共向扶贫协作地区投入财政援助资金和社会帮扶资金1005亿多元，互派干部和技术人员13.1万人次。
2020年3月6日，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习近平对东西部扶贫协作进一步作出长远谋划：“要立足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化区域合作，推进东部产业向西部梯度转移，实现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共同发展。”
三
在今年2月举行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东西部扶贫协作”改称“东西部协作”，和驻村第一书记、对口支援等成为下一步乡村振兴战略中要继续坚持和完善的制度之一。
东西部协作为何会取得如此成就？区域发展不平衡同样是世界难题，很多国家的“锈带”地区转型突围同样不缺人才和资金，但大都以失败告终。有外国学者指出，在许多国家的发展历程中，全民共享发展往往是缺失的一环。一位中国学者在多次与世界银行、国外反贫困研究机构的官员学者交流时发现，对方对东西部协作这一战略尤其感兴趣。在他们看来，这体现的中国政治制度和管理体制优越性，是西方国家难以企及的。
东西部协作模式，无疑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展示了“中国智慧”。习近平说：“这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到，充分彰显了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
这种优势主要体现在集中力量办大事上，体现在全党全社会能凝聚成共同意志，迸发出推动发展的磅礴力量。比如，为推进东西部协作，省市县各层面都要结对帮扶，成立专门机构，建立联席制度，推行县市结对，确立协作项目，选派大批干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国有企业和人民军队等都有定点帮扶任务。此外，社会力量也不可小觑，比如在全国蓬勃开展的“万企帮万村”行动。
正如习近平所说：“举国同心，合力攻坚，党政军民学劲往一处使，东西南北中拧成一股绳。”
如今，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习近平明确提出：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东西部协作必将为促进国内大循环作出更大贡献，目标就是“共同富裕”。
文/鹤鸣
中央促共同富裕强化税收调节，专家建议推房地产税、设遗产税
2021-08-18 潮客小镇网
在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目标下，相关改革将加快推进。
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
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中国政法大学施正文教授对第一财经分析，市场经济在初次分配中起着基础性作用，但每个人机遇、禀赋、资源等不一，初次分配后个人收入差异较大，这就需要政府通过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手段来对收入进行调节，促进共同富裕。慈善等第三次分配可以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
他表示，在促进共同富裕目标下，未来相关税制会进一步改革，提高直接税比重，完善相关税种。比如个税应该降低劳动所得税负，调整最高边际税率鼓励创新。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试点，房子多、价格贵的人多交税，发挥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可以考虑开征遗产税，防止贫富过分悬殊。
个税改革将有新动作
当前中国税制结构中，以所得税等代表的直接税占比低，而以增值税、消费税为代表的间接税占比高。目前直接税和间接税比重大概是3:7。
施正文表示，间接税主要附加在商品价格中，最终是消费者负担。穷人和富人在商品消费上的税负是一致的，但由于富人收入高实际负担低，而穷人收入低实际则负担高，这加剧了贫富差距。因此间接税比重高不利于收入分配调节，应该提高直接税占比，降低间接税占比，这也是目前国家税制改革的方向。间接税占比降低也有利于降低企业负担。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下称“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优化税制结构，健全直接税体系，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
作为收入分配调节最重要的税种， 个人所得税在收入分配调节中承担更重要作用。
2019年实施的个税改革，首次引入了综合所得税制，将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等四项收入合并为综合所得，将综合所得起征点设为5000元每月，扩大中低收入者个税税率级距，并引入子女教育等6项专项附加扣除。这明显减轻了中低收入者税负，强化了收入分配调节作用。
施正文表示，个税改革后低收入者基本不用交个税，未来改革不再只是简单提高起征点，因为这样其实高收入者受益更加明显。目前个税中劳动所得税负（最高45%）明显高于资本所得税负（一般为20%），未来改革应该进一步降低劳动所得税负，平衡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税负。
此前财政部部长刘昆公开表示，“十四五”时期将适时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修法，合理扩大纳入综合征税的所得范围，完善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完善吸引境外高端人才政策体系。
多位财税专家对第一财经分析，综合所得范围扩大，将使得个税税制更加公平，强化收入分配调节功能。专项附加扣除项目进一步完善，有利于降低老百姓负担，比如中央已经明确研究推进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
上述会议提出，鼓励勤劳创新致富。施正文认为，目前劳动所得最高45%边际税率设置过高，适用这档税率多为科技人才、专业人士等。促进共同富裕还需要靠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先富带后富，因此可以考虑适当降低个税最高边际税率，更好地鼓励这些人才创新。
加快推进房地产税、考虑开设遗产税
施正文表示，目前中国人财富不少体现在拥有多套房子上。下一步应该加快推进房地产税立法进程，尽快开征房地产税。一般来说只有一两套房子的老百姓可能不用交房地产税，对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影响。但房子越多、价格越贵的富人则需要承担更多的房地产税，因此房地产税能起到收入分配调节作用，特殊情形下还能起到房价调控效果。
目前“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推进房地产税立法。今年6月财政部、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税务总局负责同志召开了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听取部分城市人民政府负责同志及部分专家学者对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
多位财税专家对第一财经分析，继重庆上海之后，个人住房房产税试点有望扩围，为房地产税立法探路，积累经验。
目前中国并没有遗产税，而且遗产税也未被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中。
施正文建议，可以考虑研究开征遗产税。遗产税是针对超高收入富人死后留下的遗产征收的一个税种，税率很高，一些国家最高边际税率超过50%，这对财富分配有重要调节作用，而且鼓励年轻人自食其力。同时高额的遗产税也倒逼富人去做慈善，这也可以促进慈善等社会事业对收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
降低增值税比重、提高消费税
降低间接税比重的关键，在于降低第一大税种国内增值税收入占比。近些年增值税深化改革，通过降低税率、增加进项抵扣等举措，降低了市场主体增值税税负。
施正文表示，未来进一步加大增值税改革力度，降低增值税占税收收入比重。比如通过增值税税率三档并两档，进一步降低增值税税负等。
此前国务院已经明确了增值税税率三档并两档大方向，但是由于一些技术原因和中间环节等问题，目前这一改革尚未落地。
近些年消费税制度也在不断完善，比如对超豪华汽车加征10%消费税等，可以进一步发挥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专家建议，未来消费税可以继续扩大对奢侈品等征税范围，提高相关产品税率。
强化转移支付、社保调节功能
施正文认为，由于不少税种需要注重公平性、统一性，税收在收入分配中调节不是万能的，需要靠财政支出来促进社会共同富裕。要实现共同富裕一大关键，在于让大家起点公平、机会均等，这其中包括教育公平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上，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至关重要。2021年，中央财政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高达8.3万亿元，这笔资金绝大部分投向了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和东北地区，用于支付社保、教育、医疗、扶贫等民生保障等领域，促进了区域均衡发展，推动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财政部部长助理欧文汉公开表示，“十四五”时期将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欠发达地区财力支持，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好促进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共同发展。
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反贫困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手段之一。
施正文表示，社保兜住整个社会公平底线，对收入分配也有调节作用，让所有人都享受基本生活保障。
目前中国在加快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告诉第一财经，未来进一步改善公共服务，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都可以促进共同富裕。更重要的是，共同富裕不是养懒汉，充分就业也是重要路径之一。财政促进充分就业，也是在促进共同富裕。
比如，财政资金重点用于补齐农业农村、生态环保、物资储备、防灾减灾、民生保障等领域短板。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加快补齐农村流通短板，促进扩大居民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