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市志办——试论建立方志馆是地方志事业的基础

潮州市志办——试论建立方志馆是地方志事业的基础

发布时间：2017-03-10 14:23来源：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内容提要：作者根据自己十多年来参与修志工作的体验，回顾首轮修志出现志成人散的教训，分析建立方志馆的主要途径，浅论方志馆建设对地方志事业稳定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提出建立方志馆是地方志事业的基础的见解。

关键词：方志馆 建设 基础事业

 

潮州市总面积3613.9平方公里，总人口256.13万人，海外潮人约230多万人，有公共图书馆4个、藏书44.4万册（《潮州年鉴》（2009）），公共藏书量与总人口之比还不足0.2∶1。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著名侨乡，潮州市馆藏资料的匮乏情况不容忽视。

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成立于1985年，二十多年来，地方志工作者在认真编纂出版《潮州市志》的同时，以搜集、保存、整理地方文献为己任，以编辑出版书刊为目标，总结出：“修方志、编年鉴、办刊物、出丛书、研地情、集资料、储信息、供咨询” 24字的工作思路。至2008年底，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已出版的地情丛书有20多部、整理重印旧志30部、出版发行《潮州年鉴》12部、《潮州》杂志72期，资料室藏书约2万册。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辑出版的书刊以及收藏的地方文献，因其内容翔实、种类多样、信息可靠，而为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些丰富的地方文献也为潮州建立方志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我国，史志事业是一个历史的、传统的，在现实中不大受重视的事业。但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史志工作者“生于忧患，死后扬名”，却体现了史志工作的历史价值。司马迁的重要历史作用不在于他的高贵品格，而在他的《史记》为后人留下了一段中国的真实史料。如果没有司马迁，这些史料或许会被忘却。忘我工作，为社会编辑出版、征集整理、传播储存丰富的地方史料是地方志工作者的责职，也是地方志工作者的突出贡献。季羡林先生说：“我们中国文化，世界文化，还是靠几个甘心坐冷板凳的人，赶热潮那人多得很，坐冷板凳的人就少得很。”[1]地方志工作者只有不去“赶热潮”、“甘心坐冷板凳”，才能使地方志事业从默默无闻到逐渐被人认识，再而受到社会的重视与各界的好评。笔者在地方志办公室工作十多年，对于修志与用志，对于方志事业从人们不了解到已经在社会产生影响，从学习和实践中得到深刻体会：地方志工作不能只靠领导重视，也不能只靠成立政府直属的地方志办公室来修一部好志，而应当是成为一种社会事业，而这一事业的基础是建立方志馆。有一个储存以方志为代表的丰富地情资源方志馆，汇集一批专业与非专业结合的方志工作者，积极地经常性地开展地情研究与传播、史料的征集与整理，地方志才能成为一种稳定而又可持续发展的事业。现就本人关于方志馆建设的思考提出几点意见与探索，请教于方家，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不重视建立方志馆是首轮修志事业的缺失

20世纪40年代末，饶宗颐先生任《潮州志》总纂时就成立潮州修志馆，在修志的同时综合发展地方文化事业。首轮修志，广州市既成立地方志办公室，又建立方志馆，室馆结合，从而使广州的地方志事业成果显著，成为全国首轮修志先进单位。但是其他市县仅设地方志办公室，不重视方志馆建设，结果是不少地方志成人散，有的甚至把地方志机构也撤销了，这是一个严酷的教训。

（一）民国末期饶宗颐设立修志馆的启示

“吾州志乘失修，垂二百余年，未曾赓作。典籍散佚，有文献靡微之叹。”[2]为保护好地方历史文献，1946年7月，由两广监察使、潮阳刘侯武提议更修潮州方志。时任广东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丰顺郑绍玄召开行政会议倡修潮州志，并组织潮州修志委员会，延请饶宗颐教授为总编纂，同时设立潮州修志馆。潮州修志馆成立后，即修订志书纲目，聘请专家分别纂修。潮州修志馆设立于潮安县城内（后来迁址至汕头市同益后路六号，即民生路七号），“嗣为沟通各方文献消息，集思广益于十月廿五日印行《方志》旬刊”[3]《方志》旬刊从1946年10月25日起附刊于《岭东民国日报》出版，刚开始刊登修志材料及修志工作人员有关潮州问题的写作。1947年11月《方志》旬刊改为周刊，移附《大光报》出版刊行，并增“通讯”、“消息”，随时报道修志进展情况。

潮州修志馆在《潮州志》纂修过程中，非常重视第一手资料的搜集和社会调查，总纂饶宗颐及其他修志工作人员通过一系列的地情和社会调查，在《方志》周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方志》周刊“消息”载：“州属西部地质矿产之调查，业已告一段落，此行在葵潭发见白垩纪植物化石，及贝壳化石，为广东境内前此所未知者。葵潭地质复杂，计含白垩纪坂头系、火山岩系、花岗岩、侏罗纪等岩层，殊堪研究。”[4]“中大地质系助教刘毓初君，新自穗归，近正进行潮属地质及化石调查。”[5]修志人员通过全州地质矿产调查，而编绘地质图、编写地质志。“南洋问题研究专家刘士木教授现寓槟榔屿，近受聘任本馆编纂，就近搜罗潮侨有关资料，协同苏君乾英编辑潮州侨况志”[6]为编写好《侨况志》，编纂苏乾英远赴“星洲”进行实地调查华侨情况，搜集华侨资料。总纂饶宗颐先生赴台湾调查潮人在台湾分布与文化教育情况时，收获颇丰，“在南方资料研究室发见日人在广州攫走之《广东通志》钞稿本数十册，最为宝贵文献”。[7]潮州修志馆还对搜集到的史料进行整理，如与汕头民乐馆合作搜集各先贤遗像，编印了《潮州先贤像传》。

饶宗颐在启动《潮州志》纂修工作的同时，以修志馆为主要阵地，进行了一系列的保护历史文献社会活动，通过纂修人员的地情调查、社会调查，收集到大量的文物、文献，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为潮州历史文献库增添宝贵典籍，是对地方志史和中国文献史的重大贡献。民国末期，中国正处于动荡年代，《潮州志》编修人员尚且能够把修志当作一项事业来开展工作，作为21世纪盛世的修志工作者，我们应该从中得到启示，学习饶宗颐先生的修志精神，以科学的态度、创新的精神，把地方志事业做得更好。

（二）首轮修志，志成人散的教训

潮州市首轮志书编修工作于1986年开始，至1988年，全市各部门、各乡镇共编修107部专志，总字数约1000多万字。参加潮州市首轮志书编修工作的大概有1000多人。1989年，以各部专志为基础，和各方面搜集到的资料，开始编修新中国的第一部《潮州市志》。在潮州市委、潮州市政府的重视和省地方志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下，经过3年的时间，于1991年完成了整部《潮州市志》的编修工作。但首轮潮州修志工作却是这样的收场：参与修志在编分纂人员10人[8]，志书完成后，还未等到《潮州市志》出版，参与编修市志的一些中青年编辑就陆续调离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至1995年《潮州市志》发行时，分纂10人中只有3人继续留在原单位。

更甚者如澄海县。据了解，1986年开始，澄海从全县有关部门选拔了10多位优秀人才组建地方志办公室，还组成30多人的编辑部。1992年，《澄海县志》出版送北京评比获全国优秀地方志二等奖。但此后即撤销机构编制，主要骨干调到县局、镇委任领导，仅有一两位同志分配到县档案馆，算作地方志“留守人员”。

正如黄继澍副研究员先前所总结：“历史上各级政府仅为修志而修志，一次修志，召集一群专家参修，志成人员即散。”[9]首轮修志不少地方也正是这样。

1997年，笔者在整理资料室资料时，首轮修志的一些资料随意放置，有的已经破损，甚至难以辨认，这些宝贵的原始资料似乎在修志后就落入了没人管理的下场。《地方志工作条例》第十四条中规定：“在地方志编纂过程中收集到的文字资料、图表、照片、音像资料、实物等以及形成的地方志文稿，由本级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指定专职人员集中统一管理，妥善保存，不得损毁。”这让我们看到首轮修志工作的不足之处，从而得到启示：“地方志工作者要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确保志书资料的全面性、真实性、客观性”[10]，更要以丰富的权威的档案史料为依据。但是，作为地方志办公室，虽具有保存资料的职能，但由于在实际工作中，地方志因其不受重视而产生机构设置的不稳定性，从而造成了资料的流失，这既是首轮修志成果的损失，也造成第二轮修志工作的困难。

（三）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室馆结合的经验

“广州市方志馆已建立，是全国一流的方志馆。” [11]广州市地方志馆于1996年6月12日建立，并向社会开放。占地面积达5700平方米，建筑面积4600多平方米，设置有展览厅、阅览厅和学术报告厅：其中两个展览厅总计使用面积700平方米，阅览厅（包括书库）达400平方米，书库藏书3万册，除收藏各类志书和有关资料外，还配有电脑检索室，学术报告厅能容纳近200人，并可综合使用。 [12]广州市地方志馆与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合署办公，使地方志工作更容易开展，也能取得更好的效果。从到广州市地方志馆查阅资料者反映，我们可以看到，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重视方志馆建设的成功之处，在于“广州市地方志馆很专业，它的资料比一些大学的图书馆还丰富和有特色，别处找不到的资料，来这里或许就能找到。”[13]《广州市地方志工作发展规划（2006—2010年）》更指出：“把市地方志馆建设成为集市情展示、咨询、服务、交流于一体的重要文化阵地。同时，积极推动区、县级市建立地方志馆或地方志资料室。” [14] 可见，广州市已把地方志馆的建设当作了一项文化事业来发展。

2005年1月，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一行到潮州考察、交流地方志工作时，对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资料室征集到的藏书情况了解后，认为小小资料室，藏书数量之多，种类之齐全，很难得，值得学习。然而，由于客观原因，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在征集工作过程中，面临藏书数量在逐年增加、藏书空间在逐步减少的进退两难地步，亟待解决的就是藏书场地的问题。2003年11月，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原委员林英仪写信给市委领导，信里阐述了抢救整理出版潮州古代书籍、加强地方志事业建设的重要意义，强调建立方志馆的重要作用。11月18日，市委书记接信后，当即作出批复，强调：“把地方志事业列入市委加强文化建设的‘决定’中，并将方志馆列入发展规划。”[15]虽有批复，但时至今日，潮州建立方志馆这件大事仍未得到真正重视。潮州市如果能从广州市的室馆合一的经验中得到启示，政府重视，给予扶持，投入一定资金，建立起潮州方志馆，让这些珍贵的地方文献通过方志馆这个大平台，呈现给公众，那么方志馆将是潮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个亮点。

但是，在首轮修志期间，由于条件的限制，广州市室馆结合的经验还是很难得到面上的推广。

二、地方文献的征集与整理是建设方志馆的关键

如果没有以丰富的地情资源作基础而建立的方志馆，那只是一个摆设，虚有其名，不能够发挥作用。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是在征集到大量的地方文献之后，才考虑筹建方志馆这个问题的。而征集地方文献，是一项涉及范围广、时间跨度长、工作量大的经常性、长期性、艰巨性的文化工程。

（一）地方文献征集的渠道与方法

1995年5月4日，中共潮州市委办公室、潮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联合发出《关于成立潮州市历史文化资料征集小组的通知》，征集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于市地方志办公室，负责征集小组的具体工作。《通知》指出：“全面、深入征集潮州的历史文化资料，是一项既有现实意义又有历史意义的文化工程，也是一件涉及承先启后、造福后代的大事。”[16]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开始了对历史文化资料的征集、整理和保护工作。征集资料不是“坐等”资料，是一种主动的工作状态。只有采取多种形式，才能征集到较为全面的历史文化资料。我们通过广泛函征、重点征集、上门访征、交换征集、建立联系网络、复印、扫描存档等方式。至2008年，共征集到各种书刊约2万册，这些书刊主要分为八大类：1、工具书及廿五史等全国性历史书籍；2、省内外古今地方志书， 3、省内外各种年鉴；4、地方姓氏族谱；5、名宦先贤的论著、文集；6、现代潮籍专家学者的论著、作品；7、潮籍先贤、名人传记；8、有关潮州历史文化的专著、选集、刊物、图片、音像资料。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征集到的这批历史文化资料，既丰富了名城潮州的文化宝库，也为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建设和传承潮州文化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二）对地方文献的开发与利用，使丰富的地情资源成为一项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基础工程”建设

“中国地方文献门类及数量之多、史料价值之高、功能之广泛，已经得到社会普遍认同。”[17]然而，征集到的地方文献如果没有进行有效的开发与利用，这些珍贵的书籍也只能是“藏在深闺人未识”。为了发掘这些宝贵的地情资源，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在征集地方文献的基础上，着手对丰富的地情资料进行整理、开发，并且加以利用。十多年来，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从征集到地方文献中，有目的地进行筛选，从而出版了一系列地情丛书，至2008年，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出版了《名人与潮州》（画册）、《潮州市馆藏地方文献书目》、《潮州通览》、《史志资料选编》等地情丛书有20多部。这些史志地情书，从不同角度，以多种题材，比较系统全面地再现了潮州的历史文化和社会风貌，为建设文化潮州积累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料。

1999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饶宗颐教授倡导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做好潮州旧志书的整理编印工作。强调“抢救整理潮州旧志书，传给子孙后代，是功德无量的事，具有重要意义。”在饶宗颐教授的指导下，潮州市志办于2000年启动整理重印潮州旧志工作。通过扫描整理、保持原貌、重新编辑的办法影印或缩印潮州旧志。至2008年，共整理重印明清及民国时期的潮州旧志书30部合成《古瀛志乘丛编》第一、二、三集出版发行。整理重印的潮州旧志新版本，内容都比原版完整，符合2002年文化部、财政部共同主持启动的“再造千部善本，传承中华文明”文化工程的基本精神。整理重印的潮州旧志既丰富地方历史文献库，又对传承地方文化遗产、推动潮学研究、建设文化潮州和传播潮州历史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饶宗颐教授在回答《南方日报》记者时说：“《潮州志》的再版对研究和弘扬潮汕文化，是一件惠及子孙后代的大事。潮学是地方史的一部分，地方史是国史的基础，潮州学实也是国学之一部分”[18]陈泽泓研究员在《旧志新版一奇葩》中更提到：“丛编所收十部书籍（指第一集10部），内容丰富，对于研究粤东历史文化，有着可贵的史料价值；对现代编修新方志，也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19]

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征集到的地方文献以及对地方文献进行了一系列开发与利用的工作，使丰富的地情资源成为一项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基础工程”，也为建立方志馆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三、以数据储存为载体、以地情网站为平台，是建设方志馆的科学手段

 “20世纪，引入新技术作为历史文献收集、存取和提供检索方式的趋势在不断进步。”[20] 21世纪初，计算机技术进入了突飞猛进的时期，计算机技术的更新换代为地方文献数据存取提供了更加方便快捷的方法。随着网络文化建设的普及，地情网站建设已成为地方志工作的需要，也为建立方志馆提供现代科学手段。

（一）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手段保存历史文献数据

1995年，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与时俱进，设立了电脑室，购置了两台电脑（“386”）及激光印字机，移动存储方式是1.4寸软盘和3寸软盘。从那时开始，笔者就开始利用计算机技术保存历史文献数据，硬盘储存和软盘备份两种方式。后来，“486”、“586”、“686”……等型号计算机的不断更新换代，硬盘容量的增大，移动存储介质的不断变化，使我们搜集到的图片资料和旧志图像有了更大的存储空间。目前，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已储存的资料数据约占总出版书刊的70%左右，而所有征集到的书刊都已归类编排目录储存为数据。这种储存文献资料的方式，既方便来访者的检索和复制，也为方志数字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建设好地情网站，加快地情资源共享步伐，当好“发扬幽潜，传承文明”的传播者

“加快文化发展步伐，使我国尽快从文化资源大国转变为文化发展强国，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21]地方志部门既要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扮演好传承中华文明的角色，也要架好对外文化学术交流的桥梁。而信息化建设是一种国际趋势，地方志部门拥有丰富的地情文化资源之后，也要让那些“束之高阁”的书籍“随波逐流”。而整天与文字打交道的地方志工作者，也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掌握必要的现代化技术手段，提高自身的工作效率。“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利用网络化的优势是实现地方文献资源共享和提高地方文献利用率的有效途径。”[22]因此，建立地情网站是地方志工作的需要，也是方志馆实现资源共享的必经之路。

《地方志工作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地方志工作应当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服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应当积极开拓社会用志途径，可以通过建设资料库、网站等方式，加强地方志工作的信息化建设。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利用上述资料库、网站查阅、摘抄地方志。”地情网站既是地方志部门的门户网站，也将是方志馆的传播者，其功能要体现地方志特色，所发布的数据要体现地方志的“权威性”和方志馆的“资料性”，公布的信息更应该无偿服务于公众。  

当前，全省正在进行三级地情网站建设，方志的数字化，为丰富的地情资源提供了一个可以展示的平台，也让世界各地多了一个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窗口。

四、建立方志馆，全方位开展方志工作，是地方志事业稳定持续发展的保证

民国时期，以修志为目的而建立潮州修志馆，再以修志馆为主阵地，开展一系列工作。编纂人员多方搜集资料、多次进行实地调查，为后人留下宝贵的历史典籍。 20世纪90年代的广州市室馆结合的成功经验，为我们提供可操作的样榜。作为新时期的修志工作者，我们应该意识到建立方志馆对修志事业的重要性。黄勋拔研究员在《潮州市志跋》中特别提到：“志书是资料性著述，资料性是志书的最主要、最本质的特性。” [23]笔者认为，在每一轮修志过程中，收集到的资料丰富与否，是决定志书质量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尽管新方志应当是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继续编写的地方志”。[24]但是，志书不像文学作品那样，可以凭主观意识，随意构思，自由发挥。只有依靠全面、翔实的资料，才能更好地完成志书的编修工作。因此，在市一级建立起完善的方志馆是非常必要的，这样也才能带动县、区一级建立起方志资料室。

（一）方志馆储存丰富的地方史料，将成为地情研究与地方文化活动的基地

2009年8月25日《广州日报》02版以题为《“泡书族”很快乐》对当前文化现象进行报道：“不论是平时还是周末，市内各大书店都涌动着‘泡书族’的身影。”“有人不买书却要专心花一天时间去‘泡书’，这更说明一个城市文化氛围的提升。”[25]高价格的书籍使很多爱读书的人望而却步，特别是古籍，价格更加昂贵，一套古籍要花去普通人一两个月的工资，代价实在太大，而到一些大图书馆查阅资料手续繁琐，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为一座文化城市，如果能为公众提供种类齐全的、丰富的地情书籍和一个比较宽松的读书环境，无疑能够更好地推进当地的文化建设。一座城市文化品位的高低，不是只有几个重建的复古式建筑群就能代表的，还要看看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人文精神。刘秋增在《方志馆推介综述》中提到：“山东省方志馆以其区域资料齐全、完整和开放性服务，使古方志贴近了社会公众，走进了百姓现实生活。”[26]以无偿的方式对公众开放方志馆丰富的地情资源，将为城市营造一种认识历史、学习历史的文化氛围，从而使整座城市的文化品位不断提升。

“广东地处祖国南大门，华侨众多，给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27] 潮州是著名侨乡，潮州市参与举办的各类研讨会，如“粤东侨博会”、“侨批文化研讨会”、“潮学国际研讨会”“韩愈与潮州——国际学术研讨会”、“饶宗颐学术研讨会”等等，都为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对外交流机会。2004年，韩国檀国大学中文系研究人员，专程到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了解潮州历史文化。2007年，有153年历史的马来西亚槟榔屿潮州会馆一行5人到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进行访问。通过这些对外文化学术交流活动，使潮州的丰富地情资源有了进一步传播的空间。

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储存的丰富的地情史料为城市文化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地方历史文化课题研究、宗族民俗文化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参考资料和指引作用。如承担着“潮州文化研究课题”的中山大学人文学院，在缺乏潮州历史文化资料情况下，该院专家得知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藏有很多地方文献，特地到资料室查找有关资料。韩山师院有关“粤东语言研究课题”，需要大量的潮州方言方面的资料，负责该课题研究的专家多次到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资料室查找资料，并就资料中的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商榷。特别是近几年来，各地兴起了编写族谱的热潮，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储存的地方史料为他们寻根访祖提供了依据。地方历史文化既要“发扬幽潜”，也需要“传承与创新”，而有一个可供文化交流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建立起配套齐全的方志馆将成为地情研究与地方文化活动的基地。

（二）建立方志馆要以主持征集整理地方文献为基础，主办出版地情书刊为途径，拓展地情资源的空间

地方志部门拥有丰富的地情资源之后不能固步自封，而是要为这些地情资源提供宽阔的发展空间。通过对收集到的地方文献进行开发与利用，从而出版了一系列的地情书刊和重印一批旧志的做法，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在全省仍至全国都是走在同行的前列。而这些地情丛书和旧志，也是一些历史、文化方面的专家学者争相索取的“礼物”。浙江省义乌市拟编印义乌丛书，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介绍义乌市到潮州交流，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印地情丛书和整理重印旧志的做法，受到义乌市同行的赞誉。中国地方志工作指导小组办公室、国家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海内外各文化机构等单位，都收藏了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出版的书刊。

在征集地方文献的基础上，有目的地编辑出版地情丛书，再与一些文化机构以交换资料的形式建立了联系网络，从而又征集到了一大批珍贵的地方文献，这种“循环再生”的方式，是建立方志馆、拓展地情资源的必备条件。近年来，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与四川潮人海外联谊会、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马来西亚槟榔屿潮州会馆……等等众多国内外文化机构、海外侨团建立了联系，双方或是面对面交流，或是交换资料，这样既丰富了地方资料库，又有利于征集工作的开展。

（三）方志馆的建立为下轮修志奠定了基础

“地方文献资源建设工作有助于编修地方志书资料的收集。”[28]以潮州市为例，二十多年来，“全市总计编印史志书200多部，其中市志办直接编印100多部。”[29]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资料室收藏的八大类书刊中，可供修志工作参考的资料就占一半以上。如有着“镜子、桥梁、工具、指南”四大功能的年鉴类，有着填补地方史空白的志书类，有反映社会风貌的地情书刊类。有人称“方志馆是一部活字典”。[30]笔者认为，有着丰富地情资源的方志馆，对于正在进行下一轮修志工作的每一位同志来说，不仅是“一部活字典”，也是一部 “活辞海”。从民国时期，饶宗颐总纂的《潮州志》对地方志史和中国文献史的贡献，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编修的第一轮志书的经验与教训，我们都应该意识到搜集、保存、利用地情资源的重要性。只有储存丰富的地情资料，才能为下轮修志奠定基础。

（四）建立方志馆是促进方志事业稳定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虽然地方志办公室是各级政府直属的常设机构，但在现实中人们还是把它当成一个任务是仅为修好一部志书的单位。作为有行政管理职能的政府部门，繁杂的行政社会事务已占去了大量的人力和时间，除要完成修志的繁重任务外，很难腾出一只手来做其他工作。原则上“地方志书每20年左右编修一次”，而一部志书编修工作又仅在三五年内就完成，其它时间，人们会把地方志办公室看成是一个闲置人力的机构。鉴于此，在地方志办公室工作的一些有能力的骨干，都尽力谋取到其它有权机构任职，这也是志成人散的原因。

方志馆的建立，使地方志机构有着大量的经常性的业务工作，也能够汇集一批对地方志业务有兴趣的专业人员。而拥有丰富地情资料的方志馆正是他们开展业务研究的阵地，于是，他们乐于留下来，在这个适合自己工作的阵地中施展才华。有了这些乐于奉献的人，地方志事业才能稳定持续发展。更重要的是，方志馆不仅仅作为专门（有编制）的史志工作者的天地，也应该是其他业余的史志工作者的天地，它能够吸引一大批人开展地方志工作。方志馆的建立，有着作为“有行政管理职能”的地方志办公室所难替代的作用。

结 语

设立地方志行政机构使地方志事业得到有效管理和运作固然重要，而建立方志馆使地方志事业综合全面、稳定持续发展更是必要，为人们所不重视的方志馆建设应引起重视。饶宗颐的潮州修志馆，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室馆结合，为我们提供了经验。省委、省政府十分重视地方志事业，《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已出版，广东方志馆即将建成投入使用。各市县也应当认识到：建立方志馆是地方志事业的基础，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进程中，要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来抓。

 

（本文获2010’广东省地方志理论研讨优秀理论文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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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周刊》，2009年7月18日。

 [2]《潮州修志馆简史》，《方志》周刊第一百期， 《大光报》1949年3月25日。

[3] 《潮州修志馆简史》，《方志》周刊第一百期，《大光报》 1949年3月25日。

[4]《方志》周刊第五十八期， 《大光报》1948年5月26日。

[5] 《方志》周刊第四十五期，《大光报》1948年2月24日。

[6] 《方志》周刊第三十一期，《大光报》1947年11月3日。

[7] 《方志》周刊第八十三期，《大光报》1948年11月29日。

[8]《潮州市志·附录》第2387页，《潮州市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

[9]黄继澍：《以科学发展观拓展潮州地方志事业》，《广东史志》，2006年第1期。

[10]杨国栋：《试论田野调查方法在编修地方志工作中的应用》，《广东省地方志理论研究优秀论文集》（陈强主编），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编，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

[11]何礼荣、胡巧利：《建立广州方志信息中心初探》，《新方志理论探索》，广东科技出版社，1997年9月。

[12]广州市地方志之窗： 链接。

[13]黄国扬：《广州市地方志馆见闻录》，《广东史志》2004年第1期

[14]广州市政府网： 链接。

[15]邢映纯：《传承潮州人文传统》，《潮州日报》第1版， 2003年11月26日。

[16]中共潮州市委办公室、潮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1995年5月4日潮办发［1995］18号文。

[17]《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前言》，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4月。

 [18]余映涛、郭珊、谢昭贤：《南方日报》A03版《对话》，南方日报2006年12月18日。

[19] 陈泽泓：《旧志新版一奇葩》，《潮州》2003年第2期，总50期。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

[20]沙其敏：《地方历史文献存取、检索的趋势以及遇到的问题》，《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4月。

 [21]李长春：《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求是》2008年第22期。

[22]余苏：《地方文献资源共享的必由之路》，《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4月。

[23]《潮州市志》第238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

[24]高德：《方志编纂学论纲·序》，《方志编纂学论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

[25]谭德波：《广州日报》02版，广州日报2009年8月25日。

[26]刘秋增：《方志馆推介综述—— 山东省方志馆开馆寄语》，山东省情网 链接。

[27]侯月祥：《广东省新方志编纂与研究五十年》，《中国新编地方志二十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编，方志出版社，1999年。

[28]邓鸣鸣：《地方文献资源建设与志书质量》，中国图书馆网http//:www.chnlib.com。

[29]林英仪：《建设文化潮州的方面军》，《潮州》2005年第3期，总第59期。

[30]王宏斌 、焦哲：《南京方志馆千呼万唤出不来》

来源：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链接：http://xadfz.xa.gov.cn/lszs/xsjl/5da99283fd850838eff81c8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