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纪录叙述：潮州城沦陷
2017-10-30整理
一民国28年（1939年）6月21日（农历己卯年端午节），日本侵略者在潮汕燃起战火。是日清晨，潮州城就响起空袭警报，顷刻日机在城区上空盘旋（并在枫溪镇投下炸弹），炸弹声和飞机声时断时续，警报整天没有解除，气氛异常恐怖。
是日傍晚，传来日军已在澄海县外砂登陆、庵埠已被日军占领、潮汕铁路中断等消息。是晚，全城灯火管制，绝大多数工商业户连夜疏散物资，纷纷运往韩江上游和本城周围的农村，一时舟车运价骤涨若干倍，迟雇者只有向隅之叹。
翌日，潮安县城潮州太平路繁华地段的路面正在挖地坑。国民党驻军华振中旅的宣传人员，在城区街道墙上刷日文标语，不言而喻，守土者和司民牧者，就要“转进抗日”去了！市上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一夕数惊。居民也掀起避难的浪潮，少数留城不走的，多为老弱或赤贫之家，高门大户则留下守门，一些流氓地痞，也在摩拳擦掌，准备乘机而动。
经过几天的人口、物资大疏散，一座繁华的潮州城，就像死一般的沉寂下来。
民国28年（1939年）6月27日（农历己卯年5月11日），粤东重镇，岭海名邦——潮州城陷落于日军之手。从此，满城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二日寇占领潮州城后，立即控制潮州城北面山地，用军事封锁，对韩江进行“腰斩”，致使潮州城内外交通断绝，成为一座死城。
死城显然对日本侵略者不利。就在潮州城陷落的数月后，日本侵略者出于政治欺骗和经济掠夺的需要，导演成立伪潮安政权的丑剧。陈献猷出任伪潮安县知事（即县长），成了一名汉奸。城中一些无耻的民族败类、流氓、地痞纷纷蚁附，甘为鹰犬。在日军操纵下的伪潮安县政权，就在潮州城中拼凑而出。
陈献猷是潮安县第四区田心乡人。陈于1927年4月28日，曾任潮安县县长，任期一个月零九天，是民国以来潮安县第32任县长。
田心乡分3个角落（东乡，前乡，后乡），陈献猷是东乡人，陈在东乡建有一座三进大厝，门额上书“百里侯家”自诩其为“一县之尊”。但田心乡人却戏称其为“百里候家”。“家”的谐音是“加”，讽刺阵献猷仅做了一个多月的县长，时间实在太少，因此要等候增加。
陈献猷入城做“县知事”，是以“被掠”的花样开始。当时，一小队日军在韩江边乘橡皮艇顺流直抵田心乡的后乡，登岸后就直奔“百里侯家”。奇怪的是陈一家人都在家中一起“被掠”。同时，还有陈的近房族人四人随同入城。以后这四人就在本城中横行，“为虎作伥”。
潮州城义华百货公司郑时敏先生兄弟在本城英聚巷的大厦，此时也被陈献猷占住为“公馆”，笔者在沦陷初期数月，住于田心乡后乡，对该乡有一定的了解。
三潮州城沦陷的翌年，工商业户经过这场动乱迁徙之后，其经营状态，已经相对稳定下来，基本上形成四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
营业已迁往内地，本城的行、店、坊址，由专人代守。此类大多为批发商行和大作坊。迁往地带多在兴宁、梅县，也有的迁往韶关。
第二种类型：
把大部分资金、人力迁往内地，小部分留在本城。他们以内地经营为主，本城虽复业，纯为保持店址和敷衍日、伪政权。有的还要从内地拨部分钱以维持在本城的亏损。
第三种类型：
一家商号，两地经营，相辅为用，产销内外相济，缺一方面不能维持营业。此类多为工业性质，受产品销售和原料供应地带的制约，不得不如此。
第四种类型：
留在本城复业的，都是小店或手工业“工夫铺”。他们没有内地扎根的社会条件，资金少得可怜，只好困守孤城，在日、伪的盘剥下苦度日月。
与孤零的本城工商业户形成强烈对照的，则是多家日本洋行的出现，如三井、杉原、拓南等。甚至连“摄影院”和“料理店”也有日籍人在经营，一些在日本洋行孕育下的各种商业“组合”也相继产生，充当日本洋行经济掠夺的“先锋”。
综合整个沦陷期间，日本洋行和各种商业“组合”其掠夺可谓“无孔不入”，较主要的有以下三种：
一是在军事占领下的无偿拆收 。
1940年对潮汕铁路进行拆毁，从汕头一端往北拆，潮州一端往南拆，于彩塘接合，全线被拆光（汕头至庵埠的铁轨，原为国民党政府所拆，埋在田里，也被劫去），铁路改为公路行车。此项掠夺钢材，就是由日本洋行出面雇工拆毁的。
本城昌明电灯公司的全套发电机器设备也被拆去。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加紧搜刮，连街头上的红铜大电线也拆去。
二是以买卖为手段搞不等价交易。
此项掠夺手段具有普遍、长期和无形等特点。本城被占领数月后，日货（包括从其他地方掠夺的）开始到来。主要是暹米、棉纱、布匹、煤油，香烟、海产品等。这些物资须用日本军用票才能购买。这是为了维持军用票的价值，以便用军用票购当地物资，在买进卖出中搞不等价交换。
三是收购战争急需的军用物资。
此项掠夺手段具有普遍、长期和无形等特点。本城被占领数月后，日货（包括从其他地方掠夺的）开始到来。主要是暹米、棉纱、布匹、煤油，香烟、海产品等。这些物资须用日本军用票才能购买。这是为了维持军用票的价值，以便用军用票购当地物资，在买进卖出中搞不等价交换。
为了取得国统区的钨矿、锡矿等物资，日本洋行与走私集团有默契。他们煞有介事地审查申请配给的物资，给予购买。实际多为走私集团用化名户申请，然后偷运出境，走私集团则利用手中物资，在归湖、松水一带收购钨矿、锡矿运进本城由日本洋行收购，由于两地物资的差价级大，走私集团有大量利润可得。这些走私集团都渗进日、伪和国统区的地方势力，形成日、伪、顽的“联合集团”。这正是“臭味相投，一拍即合”（笔者在工商业界中浸了漫长岁月，对于不等价交换有较深刻的了解，但在当年还认识不到这一点）。
我们从上述三种情况中可以看到，日本侵略者对本城的经济掠夺与榨取是下足了功夫的。
潮州沦陷期间的商旅交通，是充满艰难困苦的。
本城被占领初期，四门不通，一切交通完全中断。稍后伪政权成立，在日军指使下，命令本城商店复业、开市。在此背景下，日军对潮州城的封锁开始松动，先后开放了几条通路，但仍进行军事控制。在整个占领期间，这几条通路时开时闭，时紧时松，有时几条全开，有时此开彼闭，使出入城之人叫苦不迭。综合而言，当时潮州城出入交通路线有下列几条：
南门至云步，从南门出城，经几个岗哨，到春城楼沿护堤公路到云步，此为初期的第一条通路。本城人民要往东、西、北三面的，也只能南走十华里然后再转向目的地。例如，此时要到意溪镇，虽与县城仅一水之隔。却要从本城到南部的云步，渡韩江（西溪）至江东的西岸，经柚园村走向亭头村，再渡韩江（东溪）至田心乡的“大码头”，经田心乡、福塘、仙田、磷溪各乡村，第三次渡韩江（北溪）沿黄田山脚经黄金塘从东津乡尾抵意溪镇，全程约在七十华里左右，而道路艰难情状，更非市民所能言者开通打索上埔村哨口。出入者从南门沿护堤线至八角亭，越南堤至打索上埔哨口，过溪穿越沙洲村，渡韩江（东溪）抵涵井村。至此可各奔前程。往南经田心、仙河、吉水、（急水）塔后等村，经龙门关抵隆都。向东经仙田、磷溪、铁铺可达澄海樟林一带。
放开桥东铺尾“乌点园”哨口，此地是抓人服劳役出名的地方，驻笔架山北侧虎头山的日军，每天都到哨口抓出城的人当民夫，从韩江边挑水上虎头山，挑足担数之后，始放人出哨。被抓的人被殴打之事时有发生，由于此线经东津往河内乡通饶平坪溪乡，或经意溪上归湖葫芦市韩江上游，是较便捷之路，人们也只好冒被抓之险而经此道。
放通北门堤顶哨口，渡江到意溪镇。因此线较慢放通，往来韩江上游的商旅大多改由此线出入。
开通潮汕公路（即铁路原线），与汕头对开行驶汽车，乘客须经哨口检查，方可上车。汽车车厢狭窄，乘客对面而坐，两膝交叉，就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挤得密不通风。路面崎岖（因铁轨拆后仅略为平整），每乘一次车便受一次罪。1943年后，此线还有受美机扫射的威胁。
开放韩江下游至汕头的航运，有小火轮直达汕头市，本城乘客须经东关哨口检查后，方能登船。同时，有小木船开往涸溪或涵井村，同线往返走，此线也要冒着被美机扫射的危险。笔者有一亲戚，搭小火轮下汕头，船到江东衙美村江面，被美机扫射击中头部，当场死亡。同船死伤者还有数人。这个亲戚死后遗下一个年轻妻子和一个幼儿及八十多岁的祖母。其惨状催人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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